一个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解体前几年还被美、中、欧、日视为共同的头号强敌，1989年还被中国知识界主流视作改革的“楷模”，却在1991年骤然崩溃。苏联解体二十年之际，我国学界在各地召开了形形色色的研讨会，解剖苏联“尸体”，引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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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结苏联失败原因，二十年来进步不大，无非两类。其一是美欧日的“主流”说法，主要是批判斯大林模式“专制”。两千多年前为以汉代秦的正当性，汉须冠秦以“暴秦”之名。其二是我国的“正统”说法，围绕苏共“蜕化变质”，背叛某个“主义”做文章。而今中共“蜕化变质”的嫌疑较之二十年前的苏共不遑多让；但苏联“崩溃”了，中国“崛起”了。
苏联不是“尸体”，不仅在俄罗斯活着，还在蓬勃发展的各种文明中活着。
“专制”说乃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各色各样的世界被简单地分做两种政体，威权或民主——民主必然战胜威权，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然而，世界强国之历史，哪一部是“人道主义”或“人权”史，哪一部缺少了大规模暴力的伴随？战前斯大林进行了“大清洗”，美国则在维持种族隔离，还把日裔美国人都圈进了集中营。苏联搞全球扩张，美国军队在全球又何曾清闲过。战后苏联有各种社会控制，美国也没少了形形色色的麦卡锡主义。苏联推广共产主义，被称为灾难。但以选举民主为“民主”的唯一形式，经“传教”推而广之，乃至武力传教，“解体”的国家也已不计其数，血腥味并不稍淡。
“蜕化”说则既否定了内部“顺时应变”的必要性，更忽视了外部“世界体系”的压力。苏联之死是“自杀”还是“他杀”？在内部，苏联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超强，尚武传统深厚，对自己信心爆棚。这样的国家，非面临生死存亡危机，难以催生维新动力。要么不变，要么彻底创新，颇为极端。外部压力也不容小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的中苏边界谈判中，中国要求苏联承认俄国以不平等条约夺取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约等于阿拉斯加）。苏联顿生疑窦，认为“疯狂的”毛泽东提出了“领土要求”，使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平原危在旦夕。于是苏联准备在东西两面作战，百万大军由剑拔弩张的西线移防遥远的东方。这导致后勤供应捉襟见肘，经济压力骤然倍增。苏联的激烈反应后果非常严重，迫使中国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结盟美国。对此，苏联做出了更强硬的反应，从印支到阿富汗到非洲之角全面出击，招致以两亿人对抗数十亿人军事政治联盟的紧张外部环境。接着，中美联手给苏联制造了在阿富汗和越南的惨重失败。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因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获取了明显进步，严重削弱了苏联精英的“主义”认同，成为压垮苏联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联解体本身未必是失败，但苏联解体之后发生的故事是悲惨的。
俄罗斯率先搞民族主义，甩掉包袱，独立建国，自以为能轻装前进。前苏联的各族裔当然纷纷独立建国。其后十年，前苏联境内战火纷飞，百万生灵瞬间消失。俄罗斯也是一片肃杀，黑社会盛行，严重的腐败成了常态，分裂主义此起彼伏，车臣之战久拖无果，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所谓“强社会，弱国家”的无聊理论就此破产。再后十年，虽赖政治高压恢复了基本秩序，社会经济却毫无活力，靠向外国出售能源和原料维持生计。俄国媒体不断报道领导人展示肌肉，猎鲨捕虎、开新式战机，好似彼得大帝再生。对外人而言，那看上去像是好莱坞让匈奴大单于来到21世纪。于是，又有了所谓“强国家，弱社会”的无聊批判。无论如何，苏联解体二十年后，俄国的生产仅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
二十年，足够俄国从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二十年，足够日本从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十年，中国从“改革已死”的悲观中脱颖而出，开始冲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因为伤得太重，二十年了，俄国还在漩涡里打转，没找到北。学人们拿西方“社会转型”理论说事，拿放大镜寻找俄国向“自由民主”的“转型”。但这二十年前的“超级大国”，明明是一直在向“第三世界”的一个“普通”国家“转型”，成了与南非、巴西、印度比肩的“金砖五国”（BRICS）之一（中国产值则为其他四国之合），毫无“崛起”迹象。
俄国历史本就跌宕起伏，这次摔倒并非头一遭。
俄罗斯号称“千年史”中的四分之一是在蒙古鞑靼治下。成为“大国”始于16世纪中叶，迄今还不到五百年。1547年（明朝嘉靖26年）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伊凡大帝”加冕为第一个“沙皇”。他在位37年，建造了克里姆林宫，领导各部落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方才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此后用了不到一个半世纪时间，俄国如狂飙般扩张到太平洋西岸，直抵中国东北边界。
自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百年是俄国的辉煌时代，其间男女两大沙皇前后统治了70年。1689年（康熙28年）“彼得大帝”亲政，与中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1697年他组织了个250人的庞大使团考察西欧，自己也化名亲自随访，随后开启了极具俄国特色的改革创新，确立了中央集权。他任沙皇36年，于1725年（雍正3年）去世。1762年（乾隆27年）德裔皇后叶卡捷琳娜发动政变，成为女沙皇，向西扩张，变俄国为欧洲强国。她在1796年（嘉庆元年）去世，在位34年。俄国是最后一个殖民北美的欧洲国家。俄皇派出白令领导的探险队渡过白令海峡，在1741年占领了北美面积达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
19世纪是俄国从兴旺走向彻底衰败的百年。亚历山大一世于1801即位，在位24年，不仅占领了当时属于瑞典的芬兰，而且三次打败法国。继位的是尼古拉一世，在位30年，颇有作为，却在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联军，郁郁而亡。从此俄国一蹶不振，每况愈下。接下烂摊子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到1881年被刺身亡，执政26年。他解放了农奴，但农民起义增加了十倍。他兼并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却在1876年以720万美元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每平方公里不到5块钱（几年后那里的年缴税款就高于此数）。亚历山大三世1881-94年在位，绞死了列宁的哥哥，自己在酗酒中死亡。继位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在20世纪初期的革命与战争中丢掉了王朝，还在列宁执政时丢了全家性命。沙俄变成了苏维埃；苏维埃在内战、饥饿和生死线上还挣扎了多年。
然而，总共仅用了20年，咸鱼翻身，苏维埃从废墟中成长为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一。20世纪是苏俄与更年轻的美国共领世界风骚的世纪。出乎所有人意料，苏联这个强大联邦在世纪末骤然解体，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赞扬声中崩溃。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依然存在。踩着苏联的“尸体”去寻找蛆虫固然无可非议；但从苏联尸体上，在衰败的俄国，去寻找其昔日辉煌，回顾其成功经验，也是学界本分。彻底否定苏联模式与盲目崇拜苏联模式没什么不同。
从俄国到苏联的“出色”不仅在于“欧化”，更在于“有俄罗斯特色”；不仅在于信奉马克思主义，更在于推出适合本国具体情况的“创新”。在革命阶段的“列宁主义”，在建设阶段的“斯大林主义”，开创了世界上全新的苏联模式。其中包括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医疗模式、教育模式、科技发展模式，军队管理模式，乃至“民族”管理模式。那显然不同于欧美模式。无论其有多少缺陷，苏联模式曾经给落后国家数以亿计的思想者和普通人民带来希望和启迪。
秦王朝寿命虽仅17年，但留下了强大的基因，留下了中华独有的“大一统”文化。中国迄今“自古皆行秦政制”。苏联虽短命，其思想和模式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许多苏东问题专家批评说，当代中国体制里混有很多列宁和斯大林模式的“基因”。然而，被中国化了的“苏联基因”显然促进了中华的“复兴”。很多欧美问题专家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中也包含了大量苏联模式基因，从而有了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出现了福利国家，还盛行“社会主义”。日本高等教育制度与美国颇为不同，那是从苏联进口的，而且迄今都很成功。在整个欠发达世界，苏联模式是美欧模式最有力的挑战者，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也促成了伟大的中国革命。
有了苏联与美欧日的竞争，20世纪的世界生机勃勃。没有了苏联的竞争，美国开始骄傲自满，难以自控，频繁发动战争，还搞金融掠夺，不断犯严重错误，“单极世界”维持了还不到二十年。
俄国持续二十年的停滞也是出乎意料的。若哪天俄罗斯突然呈现强劲复兴的势头，那不仅正常，而且必定是因为全面的“模式创新”。在当今世界列强之中，唯俄罗斯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付得起“彻底创新”的高昂代价。对一个重新打鼓另开张的俄国，对其历史地理所赋予的绝处逢生、杀出重围、勇敢开拓创新的能力，我们拭目以待、深怀希望。苏联死了，但苏联万岁！
苏联结束了，“历史”却没有“终结”。历史的未来向所有“模式”开放。
人类知识没有停滞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也不会封闭凝固在20世纪的美苏两大模式。世界的实践是丰富的，文明在互动中不断推陈出新。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线性发展”，体现一种陈旧的历史哲学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假设有个普适、不变、完美的东西，拿“完美”做认识的标准，乃至终极目标。比如有不少学人相信，西式选举民主制度不会崩溃消亡，而是会不断“自我完善”。固定的“完美”来自“一神论”，来自基督教的“真理”观，是中世纪的主流思想，是“启蒙运动”之前崇尚“绝对真理”的延续。这种观念期待“根本（或‘彻底’）的变革”，“顶层的设计”，以及“永动机”那样一劳永逸、永葆青春的“制度”。上个世纪大革命的浮躁大多来源于此。今天，自然科学界不再崇拜“真理”。科学理论讲究“可证伪性”，讲究比较不同理论之间相对的“解释力”。今天，有学养的人们承认变化和理论的无限可能，崇尚多元和宽容。
人类已经进入了“后殖民地时代”；但“完美模式”却展示了思想的“半殖民地”状态。拒绝承认文明的多姿多彩和竞争，依旧以某个“主义”和“模式”为模仿及摈弃的标准，依旧信奉“一神论”式的终极目标，依旧高谈“普世”或“普适”，奉苏联或美欧为神主，就是思想的“半殖民地”状态。欧洲中世纪流行“蒙昧主义”，核心是“基督徒”与“异教徒”两分。以“启蒙”为名的“现代蒙昧主义”，即是欧美与苏联模式非此即彼的两分。然而，中国的进步并未指向他们那一厢情愿的、想象中的必然“完美”，就心浮气躁、乃至义愤填膺。
世上没有任何国家或制度能逃脱兴衰法则，有兴就有衰。苏联的失败，不在于“背叛”苏联模式，而在无力“顺时应变”。中国的“复兴”，不是“照搬”任何模式和思想的结果，而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实事求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方有了今日“苟日新，日日新”的好局。“西学为用”，如饥似渴地汲取全世界的经验，消化成适合自己国情的思想、政策、制度，是实事求是。“中学为体”，脚踏中华大地，更是实事求是。无数中国思想者幻想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离脚下的土地，飞到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苏维埃。那些吉利的译名寄托着中华学子们美好的想象。然而，抛弃自己的历史就是抛弃自己的未来。其实，“为往圣继绝学”也是创新，是更重要的创新。因此，“中学为体”与其说是“主张”，不如说是事实，来自实事求是。有了实事求是，才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建设的成就，才能从刻板的“主义”中解放，不仅从苏联模式的迷信中解放，而且从美欧模式的迷信中解放。脚踏中华大地，认真汲取各国经验教训，顺时应变，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改良空间。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在21世纪快速崛起，必然在思想和制度上给人类新的启发。
思想解放与思想战争不是一回事。世界史上以往的大国都是因为战败而衰亡，苏联是第一个例外。苏联并非败于军事，也非败于科技或经济，而是败在思想战争，败在意识形态之争。核武器时代的降临导致了时代变迁，思想领域的战争成为大国间战争的日常形式，通过思想灌输使之“自杀”，成为大国竞争的利器。
一方面，直到衰败前夕，苏联官方刊物的学术文章还在僵化地预测“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的降临。而另一方面，苏联精英们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信念，对被封锁的西式民主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缺乏免疫力和自主判断。苏联政界和知识界普遍的“双面人格”，乃至正式和私下的“双重话语”，是思想封闭，做鸵鸟，不敢公开讨论的结果。没有公开的争论，就容易流行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论”，丧失“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改良”空间。
思想战争是符号战。抽象的概念符号是战争的主要武器。何以称“战争”？因为那是变革社会的“药方”，由符号概念组成，是“一方治百病”的概念骗局。治不好病，不归咎于药方，只能归咎于患者；因为抽象的概念符号不会“错”。
而今，符号就是枪炮，就是权力，就是财富。符号在网络中漫天飞舞，没有哪类国家是安全的。虚拟经济可以打垮实体经济；虚拟政治也可以打垮实体政治。因此，思想的解放，符号概念的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国家求安全的重要手段。
八十年代初期，笔者念国际政治硕士研究生，那时中国的国际政治主要研究如何对付苏联的“全球战略”。数年后苏联就没了，这行知识令人失望。笔者的硕士导师生于苏联建立前十几年，去世于苏联崩溃后十几年。世事无常，“超级大国”的国命可以不及人命。居安思危，这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求生存的必要心态。如果连苏联都能瞬间衰败，哪个国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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