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就劝访民结束上访,上访除浪费生命和人格尊严,无任何价值,我也曾幻想过改良,但不久即明白指望改良和上访是一回事,思维上同构,从此只宣说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剖析现伪政权的邪恶性质。现状下还指望改良,已不是个糊涂不糊涂问题,而是诚实不诚实问题。
中国当下之急,不是讨论如何改良——这跟讨论如何在云端上盖世贸大厦一样可笑,而是讨论如何革命。讨论革命,就是讨论如何革故鼎新,如何结束旧的邪恶制度,建立新的正义制度;就是不指望当权者,而是指望公民社会;就是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
讨论革命,不可能回避如何处置垬。垬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邪恶黑帮,这不仅是其理论的产物,更是其建立的制度所致。反对垬,实质是反对黑帮垄断暴力与权力,而不是反对哪个标签符号。因此,讨论革命的重要心理基础是尽可能减少清算思维,而将精力集中于如何赶牠下台重搭正常平台。
改良的本意是承认现有制度基本合理前提下,对部分不合理的制度bug进行订正修补。由于现实严酷,改良概念被滥用,以至于竟忘其本意,衍生了新的奇怪含义,即内心虽否定现有制度合理,但企图暗渡陈仓,以改良之名推动掌权者自杀。这显然荒谬。若否定现有基本制度,革命论就不可避免。
古希腊迄今,西方一直存在选统治者还是选制度之争,但选限权制度一直是主流,西方于是走到今天的现代宪政制度。中国直到前现代,都只有一种政治观念,就是寻觅“圣王”统治。一朝又一朝只有造反,没有革命。流血鼎革无非一个暴君倒下,千万个暴君站起来;旧暴政作古,新暴政诞生。
革命,既要防暴力万能论(这是轮回),又要防绝对拒绝暴力论。反抗暴政是人天赋之权,无任何理由剥夺人民面对暴政时正当防卫的权利。革命,还要防止救星心态——无论对己对人,革命的核心实践在于自救与自治,而不是指望圣人,一旦偶像崇拜泛滥,限权制度必难建立,如此必回归暴政。
担心倡导革命导致血流成河。此观点何其糊涂。革命既无法被倡导,也无法被阻止,它的来去既源于现实,也有无法预知的神秘因素。当制度已腐烂透顶,根本无修复价值和可能时,革命就已在酝酿中,此时若讳疾忌医回避讨论革命,一旦真来临,无革命共识的乌合之乱倒真的会导致血流成河。正因中国的四暴传统(暴君暴政暴民暴乱),才更应深入探讨革命问题,而不是回避,回避只能加固四暴传统。阿伦特说“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这说到了根本。辛亥革命是革命,但1949鼎革就是新建暴政,其建立并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就是革命者以及绝大部分人民不懂何为革命。
1917苏俄与1949中国,在汉语表达中,都被视为经典的革命。这种表述是受西方脑溢水患者和苏共、垬垄断性话语权污染所致。其实,这两次震惊世界的巨变,都是从奴役走向绝对奴役,是“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的反面,是最典型的伪革命。将伪革命视为革命,是革命恐惧症的原因。
要消除革命恐惧症,最要者是尽可能地让革命话题进入公共领域,经过讨论,使得这个词被祛魅,击碎其恐惧性外壳,使得健康、良性、和平的制度革命观念替代原有似是而非、唯暴力论的杀人革命观念。不深入讨论革命各层次含义,因恐惧而回避,唯一结果是大厦倾覆之际,只有暴乱而无革命。革命的最核心思想,在于从奴役走向自由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仅凭愤怒情绪而无理性的限权性制度建构能力,革命将沦为海涅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割的是跳蚤”这一惨剧(这不是悲剧,因无任何审美价值),就会从奴役走向奴役,甚至走向绝对奴役。抛弃正确的革命观念,只有奴役及其轮回。
许多人恐惧革命,是恐惧与革命相伴的暴力。本来革命未必暴力,暴力也未必就是革命。最成功的革命通常暴力最少,因革命的目标是制度,而不是杀人。只有旧的邪恶制度执掌者使用暴力顽抗才导致暴力冲突。因此,只有当革命暴力是正当防卫性质而非屠戮性质时,革命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暴力。
从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看,革命分两步骤,即推翻暴政和建立善政。并非所有民族都有将两者结合的能力和运气,辛亥革命前的3000年,中国都没有,辛亥革命后好景不长,内忧外患下垬结合古今中西垃圾,创造出远胜于传统的暴政。于国人而言,如何使得推翻暴政的结果不是建立新暴政至关重要。
从奴役走向自由是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是革命,从集权走向分权是革命,从伪共和走向真共和是革命,从极权走向宪政是革命,从统治走向自治是革命,从臣民走向公民是革命,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革命。被称为转型时代的当代中国,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对于自由而言,革命已无法拒绝。
2011年9月18日欲追远堂 |
|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Note: only a member of this blog may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