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9日 转载)
《王明回憶錄》 (博讯 boxun.com)
積極籌備整風運動時期，就為這種蓄謀打下了基礎。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41 年10月4日夜，毛澤東給我帶來了一份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電報。電文是向中共中央提出的15個問題，其中有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採取什麼措施，在法西斯德國繼續進攻蘇聯的情況下，能在中日戰場上積極從軍事上打擊日本，目的是使德國在東方的同盟國日本不可能開闢第二戰場並進犯蘇聯。毛澤東讓我研究一下這份電報，並補充說：「明天我們一起討論如何覆電」。
10月4日和5日，我們兩人間發生了不尋常的、嚴肅而尖銳的原則性爭論。我堅持這樣的意見：必須加強中國的抗日軍事行動，使日本不可能助長德國侵略者對蘇聯的進攻。毛澤東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就不同意我的意見。而我提出的論據，卻往往使他走投無路：他瞪大了眼睛，無言以答。當我提到他所執行的聯日反蘇的路線時，他大發雷霆，用手拍桌子，從道理上卻什麼也說不出來。毛澤東在10月6日和 7日把任弼時和王稼祥拉來參加討論，在10月8日和9日又把康生和陳雲拉來參加討論，指望他們那裡得到幫助。但這四個人全都以沉默來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議和我的意見。
這種形勢嚇壞了毛澤東。為了結束這種不利於他的危險爭論，消滅他的主要政敵，即反對他的反蘇親日的賣國路線、反對他正在加緊籌備的「整風運動」和其他與偽造黨史有關的措施的人，毛澤東決定甩開我。10月14日，他強迫我住院治病。然後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醫生金茂岳（後面有說明）用含汞的藥物逐漸毒害我。儘管由於黨內許多同志和醫務人員的關懷和幫助，特別是由於非常有經驗的中醫李鼎銘（陝甘邊區政府副主席）和誠摯熱情的李潤詩醫生（注：她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系，是中共黨員，延安白求恩和平醫院的兒科主任）的積極努力，把我從死亡的邊緣搶救過來，可是我的內臟受到了嚴重的損傷。結果，我不僅臥床四年之久，而且在後來的幾十年裡，病一直很重。病變成慢性的了，而且有嚴重的併發症，使我非常痛苦。
毛澤東企圖掩蓋自己的罪行，多年來散佈了種種讕言，甚至誹謗性地斷言，王明「裝病」，想逃避「整風運動」。為此，我不能不哪怕是極簡短地談一談這個問題。
首先談談下毒藥摧殘我的健康的問題。
正像上面所講的，10月4日到9日，我和毛澤東在他家裡就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發生了爭吵。從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那裡吃一頓飯。8日，我的胃由於大量失血變得極不正常。頭暈得很厲害，心臟虛弱。醫生診斷說，症狀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經很重了，可是，毛澤東派來他的私人秘書葉子龍，差不多是把我從床上拖到了會上。10日我就躺倒起不來了。
同時，毛澤東藉口必須「加緊興建」中央會議大廳和中央辦公廳，吩咐李富春立即動工。在離我住的醫院數十米內，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採石，震耳欲聾的響聲晝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惡化了。我請求李富春停兩天工、或者到別處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鐘也不能停。」10月14日，李富春和傅連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共中央衛生處處長）到醫院來看我，並用汽車把我送到中央醫院。金茂岳被指定為主治大夫。
在醫院裡，金茂岳給我規定的治療方法，摧殘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從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漸用大劑量的含汞藥物來毒害我。這時，毛澤東正好公開進行「整風運動」，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王明和其他被他列入「莫斯科集團」的人。我常常失去知覺。我能夠免於一死是由於當時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慶樹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遺憾的是她那時還不懂醫學和藥理學，但看到我的身體對藥物的反應異常，就不許我再吃這些藥並把藥扔了。後來她開始對藥方發生懷疑，就不按此方去取藥了，轉而找中醫和西醫定期給以幫助。
1942年8月13日，我回到楊家嶺家中。（注：我早就想出院，但是毛澤東藉口中央辦公廳的興建工程尚未完工，工人還在我家門前繼續採石，以此來阻礙我及早出院）但金茂岳繼續給我「治療」。在1943年2月，我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給我的回電以後，他更加緊了對我的「治療」。季米特洛夫在回電中說：「我們設法用飛機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這裡我必須說明一下，一個月以前我的惟一的電報是怎樣發往莫斯科的。 1943年1月8日，有兩位同志——他們是蘇聯的軍事記者，來看望我。我問他們，可不可以通過他們的電臺向季米特洛夫同志發一份電報，他們同意了。當時我的病非常重。我想，這是我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我請求他們向共產國際領導上報告，在我於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以後，在最近這五年裡，毛澤東犯了許多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和罪行，特別是這一年多來他搞的所謂「整風運動」，實質上是反列寧主義、反共、反蘇和反黨的運動。最後我問了一下，是否有可能派一架飛機來，把我接到莫斯科去治病。那樣，我還可以同時向共產國際的領導詳細敘述毛澤東的罪行。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回電，特別是我可能要飛往莫斯科這一點，使毛澤東深感不安；因此他馬上吩咐金茂岳採取新的措施來害我。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送來了大劑量的甘汞和碳酸氫鈉及硫酸鎂合製的內服藥水，後兩種東西可以把甘汞變成升汞，2月19日，他用10%高濃縮的鞣酸液給我灌腸。這兩項使命的目的是馬上置我於死地。但孟慶樹發生了懷疑，她請求別的醫生研究一下這些藥方，他們真的證實了藥物具有上述毒性，絕對不適宜服用。於是她便正式向黨中央和醫務人員對金茂岳的犯罪行為提出指責。懾於社會輿論，在我們的再三堅持下、毛澤東不得不同意讓李富春請延安中央醫院、白求恩和平醫院和醫學院的醫生來會診。
1943年6月30日進行會診，7月30日會診結束。醫生們仔細研究了金茂岳開的藥方、護士日記和他們的說明，以及藥劑師的證明，做出了「王明同志過去的病情和治療診斷的結論」，提出了「今後的治療方案」。關於金茂岳醫生讓王明大量服用毒藥的問題，會診結論中指出：
「王明同志服藥後……出現嘔吐，頭暈、肝臟劇痛、脾臟增大、心區疼痛、體溫下降……的症狀。事實終歸是事實，就拿已經內服的甘汞來說，其劑量之大足以中毒（如果按照金主任（注：即金茂岳，他當時是延安中央醫院婦科和外科主任）的指示繼續服用，甘汞總共能達到20.4克；這麼大的劑量完全可以使一些人中毒或死亡），對心、肝、脾、腎、腸、胃、口腔、牙齒、神經和其他器官都有不良影響」。結論接著說，「甘汞、不溶於水中，而金主任給王明開服的是甘汞水劑……把甘汞與碳酸氫鈉、硫酸鈉、硫酸鎂、含溴的藥物等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變成升汞或可溶性汞鹽，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給王明開的甘汞要同與甘汞相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時雖然相克的藥和甘汞不是開在一張藥方上，但他告訴王明把這兩張藥方上的藥同時服用。在服用甘汞的過程中，患者出現汞中毒的症狀，可是金主任仍開原方讓患者繼續服用」等等。（注：《王明同志過去的病情和治療診斷的結論》第7、10—12頁。引文按本書俄文譯出——譯注）
至於在1941年10月到1943年6月這段時間裡，我中毒和健康受損害的情況，以及他們所採取的各種方法，我在這裡不能詳細敘述，因為它要占的篇幅太大。但是我保存的下列文件是能夠說明問題的：
1.1943 年6月30日到7月30日，醫生們在延安進行會診的記錄、結論和其他材料（會診結論寫了兩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當時經李富春轉中共中央）。參加會診的 15個醫生中有11人在結論上簽了字，其中包括金茂岳本人和為他辯護的美國醫生馬海德（喬治·海特姆）。在人證物證面前，他們不能不簽字。
在沒有簽字的四個人中間，有一個叫曲正，他是江青和金茂岳的山東老鄉，在法西斯德國受的教育，他在整個會診期間千方百計為金茂岳辯護，而到最後必須在文件上簽字時卻逃跑了；還有一個侯健存，他是金茂岳在美國人開辦的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時的同學，也是他在美國人開辦的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時的同事。他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的「乾爹」，是中央醫院的兒科主任。他的妻子是中央醫院的老護士；江青經常把女兒留給他們照管。另外兩個是朱仲麗和A.阿洛夫，他們在簽字那天未能來參加會診。
結論寫好後，由於金茂岳堅決否認，馬海德和曲正又企圖為他辯護，簽字拖延了兩天。大多數醫生，其中包括蘇聯醫生阿洛夫，按照金茂岳給王明開的藥方，從藥房取來了含有相克藥物的甘汞藥水，他們準備好了藥水，把斷言金茂岳的藥方不可能引起中毒現象的馬海德請了來，叫他喝下去。馬海德堅決不喝。過了幾小時，玻璃瓶裡的藥水呈現出綠色，然後，突然響起了劈啪聲，瓶塞蹦得老高。馬海德嚇得面如土色，再也不為金茂岳說一句辯護的話了。曲正害怕也讓他嘗這種藥水而逃跑不參加會診了。只有金茂岳一個人還在胡攪蠻纏。但是，當孟慶樹把金茂岳1943年2月2日開的藥方公諸於眾時，他跑到她面前，跪下哭著說：「謝謝您，孟慶樹同志！您沒有照這張藥方取藥，沒有讓王明同志服用這種藥。這樣，您不僅救了王明同志，而且還救了我。」在這以後，參加會診的12位醫生中有11位簽了字（只有侯健存一人未簽）。
(《王明回憶錄》限量發行，僅供研究)
金茂岳在結論上簽字以後，跑到我這裡來，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說：
「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個有罪的人。我對您下了毒。每一次當我給你開毒藥時，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您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說，您是個教條主義者，是反對毛主席的，因此決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醫生，他們就把這事委託給我了。我說我是一個軟心腸的人，前不久黨中央決定吸收我為秘密黨員，我怎麼能這樣做呢？但李富春說：『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決定讓你做，你就應當去完成；你已經是黨員了，必須服從黨的決定！……』」
這時，屋裡闖進來了兩個軍人，其中一個衝著金茂岳喊道：
「我們到處找你，原來你在這裡。你跪著幹什麼，哭什麼，還嘟囔什麼？走！到棗園（注：過去，只有中共中央社會部（保衛部）在棗園，後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從楊家嶺搬了過來）去！你是個犯罪分子，沒有權利同別人講話！」
他們揪住金茂岳的衣領把他帶走了。
2.金茂岳為毒害王明而開的一些藥方（這裡包括當時從中央醫院藥房裡找到的一小部分，以及我們保留的一部分；其他藥方不是「丟了」，就是沒開，因為有些藥是金茂岳從家裡帶來的）。
3.1943年7月在延安醫生會診時，1950年12月到1952年10月在莫斯科的醫院裡，以及1954年10月在北京醫院，對二十四小時尿量中的含汞情況的分析記錄；其他分析記錄和其他材料。
延安的會診中，醫生揭露了不斷毒害王明的事實。會診後，我的主治醫生是一位心地善良、認真負責的兒科專家李潤詩。她根據全新的診斷——汞中毒，對症下藥，想盡辦法幫助我恢復健康。在這樣的條件下，我才有了免除死亡危險的希望，病情才有了好轉。
此外，促使我活下來的（雖然我不止一次瀕臨死亡）是以下一些重要原因：
1.儘管我由於屢次中毒而十分痛苦、危險和多病，但與金茂岳等人總是盼望我快死的想法相反，我和孟慶樹都從未喪失信心，我們積極爭取中西醫專家們的幫助，和他們一起商量，自己也研究醫學。
2. 不管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怎樣誣衊我，我相信我在意識形態、政治和組織方面都是正確的。我堅信列寧主義思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正確的，堅信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是正確的，認定毛澤東的「整風運動」是反動的和不道德的，肯定毛澤東是在偽造中共歷史。
3. 雖然毛澤東企圖採取各種辦法來孤立我，但大多數領導人和黨的幹部，不是公開贊同我的立場，就是私下對我表示同情和支持。公開的贊同表現在不少人來看望我；間接的支持則是絕大多數幹部都反對「整風運動」（毛澤東於1944年4月和我談話時公開承認過這一點）。這樣，他們不僅表現了對我個人的關懷，而且表達了他們對列寧主義思想和共產國際路線的支持。
雖然許多幹部因為怕受迫害或怕遭逮捕而未能來看望我，可還是有不少人在「整風」和「搶救」這兩個最沉重的時期，經常到醫院或家裡來看我。他們當中有八個政治局委員和兩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那時政治局連我在內共有十名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
來看望我的還有一些從解放區和國統區回到延安的負責同志。為了欺騙輿論，連毛澤東也在我危急的時候假惺惺地來看望過我。
來看我的還有我主管的那些黨的工作部門的同志。當時我擔負的工作有：主持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工作（管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問題），任中共中央黨刊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包括陝甘寧邊區）工作的代表兼指導員，中共中央南方（湘贛閩粵桂各省）委員會主席和西南（雲貴川康各省）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委員會主席、國民參政會中的中共黨團書記。
林伯渠、謝覺哉、陳正人、任作民和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陝甘寧邊區工作過的、在工作上和我關係很密切的同志，都多次來看望過我。
當然，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比別人來得更頻繁，我們也交換過對「整風運動」的意見。
是的，也有另一種類型的來訪者。李富春就常來。他在毒害我和損害我的健康方面，是毛澤東的代理人。但是，作為主持中央機關和醫療機關日常事務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形式上不能不給我各種幫助，並和我商談生活及治療問題。顯然，我和他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談論「整風運動」和其他黨內問題或政治問題。
到這個時候，1939年讓我擔任的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主席和女子大學校長的職務，都自行撤銷了。這項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鞏固黨在婦女中的地位，創辦《中國婦女》雜誌，開辦「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正像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女子大學還在1941年9月就解散了。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裡，毛澤東又採取措施企圖加速我的死亡。這裡只簡單講幾件事。
（1） 1948年6月25日，朱豪（注：朱豪是河北省阜平縣的一個村，位於離中央臨時駐地西柏坡七公里半的地方，那裡有一所中央醫院）中央醫院的主治醫生黃樹則（注：傅連暲指定黃樹則為我的主治醫生。博古和傅連暲都說過，黃樹則有托派嫌疑。可是，「整風運動」以後，傅連暲專門把黃樹則從白求恩醫院調到中央醫院和中央衛生處工作，傅連暲本人是中央衛生處處長）開的處方是：用來蘇爾代替藥用石鹼給我灌腸。用來蘇爾灌腸可以引起死亡。
只是由於我妻子的警惕性，才得以避免了這一次的不幸後果。這個情況，醫院院長周澤昭和其他醫生都很清楚。
由於這一事件，中央衛生處（注：中央衛生處當時的代號是「工校第五部」）於7月7日發了一個通報，（注：這個通報和黃樹則的記錄至今仍在我處保留著）通報確認：「藥劑師在配藥時犯了錯誤」。「他用來蘇爾代替藥用石鹼，致使病情急劇惡化，這是嚴重的疏忽……」。很明顯，這種說法的目的在於掩蓋加速我死亡的新的企圖。這種企圖是根據上面的指示而見之於行動的。
（2）1950年10月25日上午11點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來到我家通知說：
「早上九點鐘劉少奇把我叫去並對我說，今天淩晨毛主席同他談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坐開往滿洲里車站的火車去蘇聯。他吩咐我儘快去辦理一切手續。我的事情很簡單：打電話給外交部，叫他們馬上辦理您全家人的護照。現在我把護照交給您。您願意把誰帶走都可以，我只不過要他們的照片。我已經通知鐵道部，在今晚六點照例發往滿洲里的列車上為您掛一節公車。時間不多了。您來得及準備嗎？」
我問他：
「據說，我們的志願軍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過鴨綠江大橋入朝參戰，麥克亞瑟已經下令美國空軍在中國志願軍赴朝時，集中轟炸從山海關到滿洲里的整條鐵路線，以破壞從北京到滿洲里和從蘇聯到滿洲里的供給線。這消息是真的嗎？」
「是真的，」楊尚昆回答說。
「如果我們在明天早上到達滿洲里，正好趕上集中轟炸，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問。
「是的，今天走不走，您自己決定，」他回答說。「如果您決定不走，就請告訴我，我好通知鐵道部。」
我和孟慶樹當然馬上就明白為什麼毛澤東突然決定讓我們今天起程的原因了。劉少奇早就同意我們到蘇聯去，而我們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們商量應該怎麼辦。儘管有危險，我們還是決定走；否則，走不走得成就難說了。我去莫斯科不僅是為了治病；我願意再次到離別了13年的、在偉大衛國戰爭中取得了勝利的蘇聯去。
在五個政法機關為我們餞行的招待會上，一些同志勸我不要拿生命去冒險。但是我們於六點半坐上火車起程了。
我們平安地到達了滿洲里車站。轉乘蘇聯火車，順利地到達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當火車就要開進莫斯科車站時，孟慶樹這位音樂愛好者，唱起了我寫的《莫斯科頌》：（注：這首詩歌由五節組成；王明寫於1941年10月底，即他在延安中央醫院住院時寫的。那時法西斯分子逼近莫斯科，毛澤東不僅不加緊抗日軍事活動以阻止日本侵略者開闢反蘇的第二戰場，而且開始了反共反蘇的「整風運動」。王明寫下了這首頌歌，以及其他反毛的詩歌（如《楊家嶺》、《狼的夜嗥》等，這些詩歌同志們都看過並輾轉相傳，毛澤東也看過），以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4周年，紀念莫斯科。
王明同志從九歲起就開始寫詩。他寫過大約500首詩和歌。他病得很重，經受了無數折磨和痛苦，但一有可能就從事創作，用以歌頌勞動，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蘇聯，悼念為革命犧牲的烈士，紀念革命運動日，為反對帝國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爭取和平和人類幸福而鬥爭。這本書裡的最後幾首詩和一些片斷，是他在心臟停止跳動前三天寫的。他常常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就要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直到最後一息。」他自己從來都是遵循這條原則的。——孟慶樹注）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宮！
五角紅星！
整個蘇維埃國家都在
傾聽著悠揚的鐘聲。
星光照耀著
世界上的五大洲。
鐘聲響徹了
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上空——
從邊疆到邊疆。
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你，莫斯科，勝利了；
你是未來世界——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 * *
莫斯科！
列寧墓！
偉大的精神，
不朽的事業。
列寧主義把五大洲
從夢中喚醒，
蘇維埃國家的勝利
永遠鼓舞他們前進。
你，伊里奇，
永遠是世界革命的舵手。
你，伊里奇，
永遠活在各國人民的心中，
永遠活在各國人民的心中。
* * *
莫斯科！
革命的燈塔，
勞動人民熱愛您，
法西斯分子憎恨又懼怕。
狂妄的希特勒進攻蘇聯，
斯大林堅定地發出了命令……
在黨的領導下，軍隊和人民
捍衛著我們親愛的祖國；
在黨的領導下，軍隊和人民
勝利地開進了敵人的巢穴
開進了敵人的巢穴。
* * *
莫斯科！
共產國際！
世界上全體共產黨人——
都親如兄弟。
日本匪徒踐踏中國
蘇聯共產黨來支援。
蘇聯征服法西斯分子
中國共產黨理應幫助。
全世界的戰友們，
手攜手打擊侵略者！
全世界的戰友們，
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爭取偉大的勝利，
爭取偉大的勝利，
朋友們！
* * *
啊……啊……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莫斯科，列寧墓；
莫斯科，革命的燈塔；
莫斯科，共產國際！
莫斯科啊！
你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取得了勝利；
你是未來世界——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共產主義世界的象徵。
1952年冬在莫斯科時，劉少奇才對我們說：「你們沒有遭到轟炸，是因為杜魯門不願意和中國作戰，他嚴厲地禁止了麥克亞瑟轟炸中國領土……」
（3） 1953年12月，我們回到了北京。從1954年4月到1956年1月，我的膽囊炎和肝炎曾急性發作過七次。第一次發作是在1954年4—5月，黃樹則、傅連暲等人害怕承認我的肝和膽囊有病，因為這會牽扯到那一段毒害我的歷史。我躺在家裡發作了五天。第六天，我不得不到北京醫院去。醫生的診斷是急性膽囊炎，但黃樹則仍堅持過去的看法。他說：「患者除了膽囊炎，還有腹膜炎」。
那時，黃樹則已被提拔為中共中央保健局副局長，北京醫院在他管轄之內；醫生們當然不敢不聽他的。他這樣堅持，是為了給我立即做膽囊重點切除手術。在我住院治療的第四天，即發病的第九天，我處於病危狀態。這天早晨，孟慶樹把兩個兒子叫來準備和我告別。同時，她自己開始用多次檢驗過的方法給我治療。她為我的生命戰鬥了三天；我的情況逐漸開始好轉，痛苦減輕了，體溫下降了，我也能夠吃少量的東西了。但醫生繼續要求給我做手術。我們堅決反對，因為我已經六晝夜沒有吃東西了，體重從58—60公斤降到了40公斤，我的身體堅持不了手術。經過多次請求，給我輸了兩次血，共五百毫克。同時，我們偷偷地去找了中醫專家，服用他們開的藥。（注：1949年底毛澤東宣稱，中醫是「舊醫」，西醫是「新醫」，「舊事物是垂死的事物，應當拋棄，而代之以新事物」。這引起了人民和80萬中醫的強烈不滿）結果情況就正常了。但醫生還總是堅持要做手術。當我們堅決拒絕時，他們逼我們在說明我們拒絕做手術的文件上簽字。
（4）1955年夏，由於病情惡化，我再度住進北京醫院。外科醫生邵大夫，以一分鐘60滴的速度給我輸生理液和葡萄糖液。後來邵大夫本人也承認這一點，但他說，這是外科主任王大夫吩咐的。輸液開始幾分鐘後，邵大夫離開了病房。我開始打冷顫，冷到用六個熱水袋、蓋三條棉被都止不住的地步。我臉色蒼白，滿臉大汗，心臟顫動，極度虛弱。孟慶樹要求護士馬上取下針管，但她拒絕了，她說：「邵大夫吩咐過不經過他不能停止輸液。我就去找他」。護士走後，孟慶樹立即把針拔出，停止輸液，並馬上注射樟腦以促進心臟跳動。在這以後，我才逐漸平靜下來，而心跳仍然很弱。過了好久，護士才把邵大夫找來。他看見輸液停止了，大為不滿地說，應當等他來以後再決定採取什麼措施。
當時在北京醫院外科工作的一位蘇聯專家R.M.沃洛申教授聽說此事後對我們說：「像王明同志這樣的身體狀況，最好是每分鐘輸20—30滴；怎麼能一分鐘輸 60滴！將來再輸液時應當觀察玻璃試管中液流的速度。」他認為，孟慶樹同志做得對。否則，王明同志的心臟就要經受不住。我們應該衷心感謝R.M.沃洛申同志。他是我們的可靠的顧問。每一次他都堅決反對黃樹則等人提出馬上手術的建議。他說：「王明同志不僅有膽囊炎，他所有的內臟都有病。他能活著就不錯了，怎麼還能做手術？」他不止一次地勸慰我們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要同意做手術。王明同志，在你目前這種情況下，外科的干擾只會帶來最壞的後果」。而當劉少奇決定讓我再次去蘇聯治療時，他幫助我們儘快成行，而且始終保證，不管別人的意見如何，我的心臟能經得住飛行。
除了上面所講的以外，從1941年秋到1956年初，還有許多別的事件和事實，證明毛澤東對我施毒和進行迫害。《王明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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