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还是那个强拆，而“行动代号”全换了，所有强拆均美其名曰“依法强拆”。

自杀式袭击警告“拆拿” 钱明奇的“死结”
    转自《长城月报》 原标题： 钱明奇的“死结”
    血腥的强拆，相当于通俗、深刻而震撼的教材，它诠释“超级权力”的能量与祸害，赤裸裸地对大众展示侵害民主权利的罪孽之重
     (博讯 boxun.com)

    CCN特约撰稿 黎 明
   
    2011年5月26日，这个日子有些特别。
    从民间视角看，中国发生两件大事：一是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居民钱明奇制造连环爆炸案，当地腾起蘑菇云；二是当天晚间，以网络言论名人和公共事务积极参与者为主的诸多网友，通过微博声明参选当地人大代表，而后有媒体称，“内地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成风。”
   

自杀式袭击警告“拆拿”
    “爆炸案”与一群人“自荐参选”，这两件事或许不被高层当作大事。因为，当天各大媒体都在不惜版面报道金正日第三次访华之旅，我国高层人员名单更是集体出现于报道中。学者熊培云列出日内三件事后言道：“中国向何处去？记住这历史的截面。”
    无疑，一般公众与“网络意见领袖”主体，自认与钱明奇同属民间社会，他们在“心理上”和钱明奇是“一伙”的；同时，钱明奇案让他们痛感社会危困已到紧要关头，反抗或革命与改革紧张“赛跑”，现状“非改不可”且需志士英才投入行动；再次，有意参选的国民以实际行动对执政当局、对全体国民申明：暴力之路不可行，“和平改造”应积极——为此，愿与官方合作、与各界携手。
    强拆——炸弹——选票，三条道路。
    血腥的强拆，相当于通俗、深刻而震撼的教材，它诠释“超级权力”的能量与祸害，赤裸裸地对大众展示“不民主”罪孽之重。以往许多并不关心政治的人在接受“强拆教育”之后，“提高了政治觉悟”。有些过去说过“民主不能当饭吃”的人，突然明白了民主能够救人命，民主可以保恒产、稳恒心。
    选票，真是好东西。若是我们有自主收放的选票，就没有来自强权和以强拆为代表的种种掠夺和杀伤。是的，有选票的国民拥有自选的公仆，这种公仆不敢强行“拆拿”，也没“拆拿”的机会和条件。从“教育”和“刺激觉醒”的意义上说，强拆也是“民主动力”。很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强拆的对立面，那警告强拆的连环爆炸，客观上也推动着民主进程。
    钱明奇制造的巨大声浪，威胁不了、更遏制不了“拆拿”。而那些宣布参选的才俊，其参选行动也是严厉的警告。并且，这不仅是一种警告方式，更是杜绝强拆、杜绝“自杀式袭击”的现实途径——当然，这要看当局对“自荐参选”、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与作为。
    积怨爆炸，曾经“沉没的声音”化作凄厉的警报声。蘑菇云升起在“革命根据地”之后，一批“准民间代表”，为“共度难关”向当局伸出了橄榄枝——带刺，但或能抢险、救人的橄榄枝。
    当天的两件大事发出的信号非常明确：要选票不要炸弹！自荐参选者否定炸弹、否定钱明奇——这也是钱明奇发出警告后产生的实效。
   

告别强拆还是梦
    2011年5月15日，媒体报道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应急预案，妥善解决征地拆迁中突发事件，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不得强行实施征地拆迁。
    继而，5月20日媒体报道“国办要求确保再无暴力拆迁，全国立即展开检查”——国务院办公厅于5月13日发出通知，决定立即在全国开展征地拆迁制度规定落实情况专项检查，强化监管，严肃问责，坚决制止违法强拆行为。
    如果“确保再无暴力拆迁”了，那么中国社会中惊心动魄的暴力拆迁，则从此成为历史。但事实证明，即便高层痛下决心，也无法制止席卷全国的“强拆浪潮”。
    国务院去年5月下发的《严格征地拆迁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中要求“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加之“新拆迁法”出台，这分量、力度和权威性均已“达标”。但禁令和法规颁布后，地方权力策动、驱使下的暴力强拆事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并且所引发事件之恶性程度更甚，其“恶性发展”的势头也愈演愈烈。
    5月17日凌晨1点，大同市原新建南路东侧的18栋居民楼被数百人夜袭队打砸，居民在雨中坚持在道路中间抗议，声援的市民不断送去雨衣，食品、矿泉水等，大同的警察、消防、特警在整条新建南路实施了戒严。5月20日，在成都双流九江镇，警察带头强拆厂房，打伤多人……强拆是一种严重腐败，但与其他腐败相比，也有其特色。貌似强大的强拆，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第一，信息透明性强，多种贪腐活动可暗中行事而不被察觉，而强拆必须集结成军、轰轰烈烈地进行，即便“夜袭”也无法封锁消息。第二，被强拆的人家反抗精神极强，在现场尽其所能保产，于事后又拼死上访，到处求爷告奶，即使现场能摆平，事后“灭口”的代价也相当大。
    无视禁令继续热衷于强拆的行为之所以发生，在经济利益方面，必有足够的诱惑力，或许也遭遇不得不冒险的压力。同时在政治、执法和组织等方面，地方权力必具备无视权威和禁令的保障条件，正所谓“有恃”方可“无恐”。而今，政府“确保再无暴力拆迁”的“狠话”既出，就必须为这句“狠话”负责。
    我预测，对“狠话”负责的结果，将导致出现三种现象：一是 “权力保护伞”成本抬高，经济成本增加，客观上“低人权优势”有所削弱；二是法律程序、形式被经常借用、滥用，多有官员高举“法律挡箭牌”行非法事；三是即使有强拆也没有官员介入强拆，经检查，发生的强拆均非行政行为。此三项有限效果，也有赖于一个前提条件，即对“近期一些地方因征地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立案查处，尤其是在发生“夺命强拆”事件的地方，要问责、问罪于主要负责官员。
    名义上、书面上，我国各地官员都能做到“没有强拆”，但国民从未告别强拆。
   

流行“依法强拆罪”
    今后一段时间，“依法强拆”这个词会流行于官方话语场。
    强拆还是那个强拆，而“行动代号”全换了，所有强拆均美其名曰“依法强拆”。这倒不是地方权力面对新局面时拿出的新办法，而是以往经验和一贯做法——不管发生了多么恶劣的罪行，地方权力从未承认过自身曾经“非法行政”。
    事件性质越是严重，影响越是恶劣，地方官员的“法律挡箭牌”就举得越高。事情搞砸了，捅了大娄子，要官员承认一点违法、违规之处反而会更加困难。为了推卸责任、逃避制裁，他们在喋喋不休强调自己“依法”的同时，还会“加倍违法”，以再一次犯罪，去“补救”上一个罪过。
    国土部针对“近期一些地方因征地拆迁引发恶性事件”下发紧急通知，但“近期恶性事件”中的最恶事件，却不被文件和媒体所提及。这里的回避是“故意”的，其为难之处在于：最严重的恶性事件，具有“拼死反抗”的性质和特点。
    此处有个悖论：对强拆表示节制，对被强拆表示同情，甚至认定强拆不对都可以，但只要出现了反抗强拆的事态，那就不好说了。其原因，大概出自一个不便出口的理由---反抗强拆，其实也反抗了别的。
    2011年5月5日，哈尔滨警方通报呼兰区“3•28”案件情况，据媒体公开报道“哈尔滨抓捕18名暴力阻止强拆人士”。警方称，为达到阻碍政府依法强迁、取得不合理拆迁补偿的目的，被拆迁居民纠集20余人，携带凶器，在强迁现场围殴执法人员，造成执法人员11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有24名不法人员参与了这次暴力抗法、寻衅滋事事件”，“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16人，对其他涉案在逃人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所谓的“不法分子”都是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的守法公民，生生被强拆的权力逼成了反抗者，事后又被“依法”的权力诬陷为“不法分子”。
    强拆前经“立项审批”、“手续完备”、“证件齐全”，这理由可以作为官方强拆“依法”、“合法”的证明吗？不。这不过是为了便于对上应付和宣传愚弄，在抢掠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而已。
    权力是执法还是犯罪，由他人权益的“法定地位”所规定；没有疑问，合法财产与权利被抢夺、被毁坏，那抢夺或破坏的一方即非法、即犯罪。
    遵从新拆迁条例，即便官方做完单方的所有手续，没有业主同意、补偿还没到位，拆迁也是非法的。不是动用了暴力才算非法，就连“软暴力”如威胁或中断供水、供电等行为，也已经被明确规定为“非法方式”——自封所谓“依法强拆”，自然没有法律依据。
    钱明奇问：“我要是拦路抢劫十块钱，又应受法律如何制裁？我该怎么办？”他的困惑成了解不开的死结，最终，连他自己都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