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南疆再次传出惊人消息，2月28日大约晚上六点左右，在喀什地区的叶城县幸福路步行街，“9名暴力恐怖份子突然冲向人群，持刀砍杀无辜群众，造成13名无辜群众遇害，多人受伤”。引号里的话是出自于新疆当局官方网站“天山网”。不过有两件事和过往一样，第一，这则简短的官方声明中并未指出行凶者是何族裔、受害人又是何族裔；第二，当局一方面力求“及时”地发布消息，以求在第一时间减少小道消息的传播；可另一面又不遗余力屏蔽消息，现在外界还无法得知叶城县发生的这起最新袭击事件的细节。就在砍人事件发生的同一天，2月28日一名北京女子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遭到枪击不治身亡，当地塔利班分支机构的发言人声称，袭击这名中国人“是为了报复中共政府杀害我们在新疆的穆斯林兄弟”。如果属实，这是中共由于其内政直接导致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害的第一例。至3月2日，中共官方还没有对塔利班的这一声明作出正式反应。在严密封锁消息下的新疆局势，恐怕要比许多中国人想像得严峻得多。中共政府面临着一个新情况，不管它如何严厉管控，它都没办法封锁“长城防火墙”之外的国际互联网，无法阻止消息在墙外的流通，更没办法跨境追捕到其他国家去“执法”，中国的游客和驻外工作人员在某些国家的工作或旅行，怕是要多几分小心了。
喀什，旧称喀什噶尔，自古以来就是狼烟不断的是非之地。在汉朝这一地区是疏勒国，是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和匈奴、以及西域诸国反覆争夺的所在；在唐朝时，这里是“安西四镇”之一；其后回鹘、契丹、蒙古都曾征服这一地区；到明朝后期，喀什在“叶尔羌汗国”的治下。在清朝攻占新疆之前，天山以南被置于蒙古准噶尔汗国的直接统治之下。1757年清朝灭准噶尔汗国，定北将军班第释放了被蒙古人囚禁在伊犁的两位喀什噶尔贵族波罗尼都和霍集占，让他们重招旧部，恢复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没想他们旋即起兵反抗清庭，这就是所谓的“大小和卓之乱”，1759年清军平乱后进驻喀什噶尔，并在当地派驻了“总理新疆事务参赞大臣”，受“伊犁将军”节制。其后南疆大局稳定，但也风波不断。
叶尔羌和卓的后裔多次在中亚浩罕汗国的支持下重返喀什噶尔，其中又以张格尔和阿古柏为甚。前者在从嘉庆25年（1820年）起前后三次回到南疆，至其败亡战火绵延8年；而阿古柏则是被晚清名将左宗棠所驱逐，这事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决心将新疆升格为行省。清朝灭亡后，南疆的一些泛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政党一度在1933年在喀什一带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不过仅几个月后就宣告瓦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统”和加尼牙孜也在苏联的斡旋下同意服从中华民国新疆省政府，他本人也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出任新疆省副主席。
简要复述喀什噶尔变乱纷仍的历史，目的不在于探讨新疆独立历史渊薮，而是要指出当前局势的关键。不难看出，最近几百年来，新疆历经了从准噶尔汗国到清朝、再到中华民国的统治，几度看来都即将脱离中国，走向独立。包括：“大小和卓之乱”，彼时清庭在新疆根基未稳；19世纪60－70年代中国内地经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叛乱，使得边疆管制松弛，也使得南疆和北疆一度出现多个割据政权，但清朝在失去对新疆的实际控制12年之久后，左文襄公（左宗棠）仍然一举收复新疆、底定了西北边陲。在中华民国早期的军阀混战年代，也一度使很多人认为新疆会脱离中国，但最终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恢复了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上文所说的这一系列事变的主要推动者是原新疆的王公贵族后裔，以及高级教士。至于新疆的各族民众则并没有要脱离中国的迫切愿望。以至于左文襄公的“西征军”主力不过两万，从酒泉入疆，行至哈密1700多里，孤军深入，一路竟没遇到多少抵抗，进军异常顺利；收复吐鲁蕃之后更是一路披靡，基本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可见当时新疆的民心。
然而今天的情况已有根本不同，今日推动维吾尔族人抗争的已不是贵族们想重建往日汗国的梦想，而是民族的生存。新疆的矛盾已不是旧贵族和高级教士与大清朝庭或民国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延伸到了汉、维民众的具体个人之间，这种深层的割裂才是新疆真正忧患之所在。
为什么从清朝到中华民国时期，新疆事变不断，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绵延200余年，其间不乏征战杀伐，也没有造成这种深层的割裂，而共产党治疆60 余年就全做到了呢？这就要从共产党与其前几任统治者的根本性格不同说起。共产党的组织理论来自于列宁主义，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思想单一的社会，为此要实现权力的绝对集中，对社会建立起一竿子到底的控制。所谓“一竿子到底”意味着党的管制一直延伸到社会的基层细胞。为此，共产党决不能容忍阿訇、毛拉、或活佛等宗教领袖的影响力在党的书记之上。所以当共产党的统治伸延到民族地区后，势必会试图改变别人原有的习俗和社会结构——要把党的支配力量强力植入到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去，这必然引起争端。再加上前所未有地向新疆的大批移民，以及给予少数民族在升学和生育上一些优惠、但在就业和个人发展机会上又不平等，事实在汉、维两族普通群众之间起了离间作用。维族民众很容易认为是汉人抢走了他们的生计；而被一胎化政策所限制的汉族人又对维族人在生育上的特权愤愤不平。
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课题，以清政府的政治经验和智慧都能做到。从清朝到民国，治疆之道的核心无非“因俗而治” 四个字。“因其俗，不易其宜”简单地说就是尊重当地的风俗，不变更原有的社会结构。在行政上实行“伯克制度”和“札萨克制度”，让维吾尔族的精英（当时主要是王公贵族）保有原先的领地实施自治。清政府用册封和监督的方式对这些贵族分而治之。在宗教上实行宽容、尊重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并没有破坏旧和卓的坟墓，反而派人加以保护；对于当地众多的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场所，清庭也一概加以保护，并不妨碍维族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在清朝治理南疆相当长时期内，这一地区反而没有发生之前的像“白山派”、“黑山派”这样残酷激烈的教派斗争。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清朝在新疆实行了一种积极的“民族隔离政策”，这种“民族隔离”与一般人理解不一样的是，它不是为了打压居于弱势的维族，而是限制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居于强势的汉族，以保持维族在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不受冲击。清王朝禁止军队与当地维吾尔人结婚，普通交往也受限制。清庭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建了“汉城”，供满汉官兵和汉族人居住，以区别于维吾尔族聚居的“回城”，在两城中间地带划出买卖街，仅供维汉人民进行贸易。内地商人前往贸易也要进行审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制度确实保护了维吾尔社会的传统、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也保护了维族人的利益不受侵害，缓和了民族矛盾。
观今日中共治疆之手法，从经济控制到文化同化，与当年清朝完全背道而驰，能长治久安才是咄咄怪事。当年左文襄公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之时，军粮从甘肃肃州至哈密，翻过天山的九曲险道，辗转运至前线，绵延几千里，一路上人挑、骆驼搬、毛驴运，仍然粮道不匮、没有受到骚扰，可见新疆普通民众对朝廷的感情。而今日中国一个普通游客由于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在巴基斯坦没由来的遇袭身亡，百年前后人心之变，一望即知。即使治理新疆的同为专制政府，共产党比起大清也是失败得一蹋糊涂。
如果我们的眼光从中国自己的历史略微移开，看一看当今世界，汲取一下其他国家的经验，新疆问题就更不是什么不能医治的绝症。北美是一个各民族、各种族共存共荣的大熔炉，老牌欧陆国家的民族成分也越来越复杂。如果每个民族都要独立建国，岂不是全世界早就打成了一锅粥？民族问题虽然敏感，但也不比其他问题来得更特殊，解决它总不外乎公、平、正、直四个字。具体地讲，就是用公平的法律替代一切差别性的政策。少数族裔并不比主流人群多有什么特权，主流族裔也不能用自己的经济、人口优势去挤占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一部宪法，一样的权利，只问公民身份、不问民族身份。取得公民身份的人，一切政治、经济权利平等；生活的差距乃是取决于个人的际遇和努力，而与肤色、民族身份无关。真能做到又怎会惹来怨恨？
而中共当局似乎永远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它永远是以差别的政策来取代公平的法律。就是同一类事件在不同地方处理也不一样，没有连贯性可言。学校里汉、维（或汉、藏）学生打架它要息事宁人，不管是谁挑起打架的它都姑息处理；在民族地区一发生游行抗议，它又在第一时间最严厉镇压。反治国的正道而妄为，问题是高压政策是不是你想维持多久就能维持多久？只怕这样下去积重难返，西北狼烟再起就不可避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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