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 特约)
前一段时间，《南方周末》在广州开了一次大会，表彰2011年他们推出来的明星人物。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发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辛亥革命之后没过多久，由张元济先生主编的一本民国的小学课本，有初小、高小的课文。看过课本之后，我发现在民国时候小学的课本里，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讲什么叫共和国，什么叫民主，什么叫人权，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慈善，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我觉得和现在我们的宣传区别很大，我们很多成人都还未受过这种普及教育。 (博讯 boxun.com)
它怎么讲共和国呢？共和国就是民主国而非君主国，人人受制于法，公民平等，就是大总统卸任以后也与老百姓一样。什么叫自由？就是人不得超过他人之自由之领域也。这些都是小学就讲的内容。在公民教育这一点上，值得我们深思。这个民国的小学课本对我是有教育的，对当年老一辈革命家也应该是有重要影响的。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一笔精神遗产。这个课本介绍我们国家的国名是什么，国体是什么，政体是什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讲我们的国体、政体，其逻辑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但是内容就不同了。
我觉得，对于民国的这些公民教育，我们要继承。我过去在电影中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国民党的将领或军官被俘虏了之后，会说“虽然我被俘虏了，但是希望你们尊重我的人格”。这都是民国教育的结果。我们的历次政治运动对那些被错误批判的同志来说，唯恐避之不及，屡被羞辱，有什么人格？我看到这些镜头时都觉得这很新鲜，你被打败了，你被俘了，是阶下囚了，你还有什么人格？当时我很奇怪，不能完全理解。其实看看历史，就很好理解了。我们丢掉了不该丢掉的公民启蒙教育，这个教训很深刻。
通过思考社会主义，思考宪政和民主制度，也让我们对“文革”教训有了深入理解。“文革”不但批判“走资派”，也批民主派。反“走资派”是错了，批民主派也错了。中国历史上有些民主派起的作用、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角度真是别出一格，是很多共产党人未及想到的。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要退居二线的时候，全党是一片欢迎。但是，惟有两个民主人士提出反对，一个是陈叔通，一个是黄炎培。他们说万万不可，国家不能有两个中心，不应当分一线、二线，一般情况还好，如果有了矛盾怎么办？人家民主派太了解中国社会了，目光不可谓不远。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现在一般都说主观上是“防修”“反修”，结果被“四人帮”利用。可当时一位民主人士则从民主与专制的角度提出看法，耐人寻味。
总结历史教训，我认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对民主、对宪政、对历史有清晰的认识，要无条件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确立起对宪政、民主与法制的认识。共产党中固然有很多人格比较完善、比较能赢得大家的尊重、在历史上能够立得住脚的人，国民党中也有啊，比如，宋庆龄、何香凝的形象就相当高大，蔡锷将军这样的形象也能够立得住。蔡锷将军是捍卫共和国制度的真正的民主革命将领，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他就起兵反袁。在“文革”中，我们共产党人里也有这样的人，比如张志新，愿意为坚持真理而献身。今天，有人消极改革，或者被既得利益绊住了脚，感到难以奋力推动改革了。这时候，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目标，一种人格力量，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精神。
把宪政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是解决时代发展迫切需要的大题目，需要创造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条件去深入研究，多出一批研究成果。
